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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江湖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的古铁雷斯
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提高力度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多目标、无重点的齐头并进，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没有担当的美国，缺少建设性的欧盟，灵活性不足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的会议成果。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辜负了各方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这个结果也不意外。每年年末的这场近200个国家的集结，不过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一个缩影。
无论是“大年”还是“小年”，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巴黎协定》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一条不变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的责任”被过度强调，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当然，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便是谈判成果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以及相应时间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的重要遗产。
然而，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的反对势力，其影响日益显著，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是发展权问题。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的微妙平衡，是多边机制达成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的因素愈发凸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前者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或者说是与对应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的一面是全球变暖、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是人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正道。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利益平衡是责任落实的前提。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都是日程表上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的发展、气候治理结构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能源转型、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的能源革命、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气候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需要全面行动，更需要合理机制的保障。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气候的江湖是个大江湖，也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的大棋。(俞岚)
古往今来，为何“大家都爱汾酒”？****** 从古至今，酒都是中国人节礼之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份子。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酒几乎见证了中国人一生中所有重要时刻。作为“中国酒魂”，汾酒始终是中国酒文化的见证者，一脉清香承载了历久弥香的时代记忆和历史记忆。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汾酒发起了一场“大家都爱汾酒”的互动传播活动，开启了消费者与汾酒的双向奔赴。  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汾酒联合网易哒哒共同推出《新年狂想计划·你是什么热爱型人格》H5，与数万网友开启美好心愿，共迎2023。而在春节来临之际，汾酒也将联合抖音平台进一步开展“大家都爱汾酒”抖音挑战赛活动，力邀消费者分享自己与汾酒的岁月往事。据悉，该活动将从1月25日持续至2月6日，参与方式：1月25日到2月6日期间抖音用户搜索#大家都爱汾酒话题，可通过手指比心手势触发“新年萌兔”贴纸，随机抽取“漂亮兔”“发财兔”“幸运兔”“快乐兔”，拍摄成短视频并发布即有机会赢取奖励。希望在春节元宵双节期间，重温汾酒与消费者的甜蜜回忆。 千百年前，汾酒是备受君王宠爱的宫廷御酒 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的同行者、见证者、记录者，汾酒的酿造史延绵千年而未断，从中国最早酿酒器具——小口尖底瓮，到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汾酒一路见证了中国白酒的起源与发展。 产于山西省汾阳市杏花村的汾酒，早在1500年前就已经是宫廷御酒。只不过当时的它，还被称为“汾清”，在《二十四史》中，武成帝高湛劝饮汾清的故事被认为是汾酒1500年名酒史的最佳例证。而这也不仅是汾酒迄今为止最早、最明确的文字记载，也是中国白酒在史书上的最早记载。 从武成帝高湛缘起，汾酒开启了称雄酒坛千百年的辉煌历史。在唐代，汾酒更是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在起义前选择用陈年汾酒祭祀天地，激励出征勇士，还在重返龙城后再次用汾酒大宴群臣；一代女皇武则天在饮过竹叶青美酒后，即兴作诗“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晚唐诗人杜牧挥笔写下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为汾酒创造了绵延千年而不绝的美誉…… 可以说，皇宫贵族、名人雅士们的追捧，构筑了汾酒长达1500年的名酒史，也成为“大家都爱汾酒”的最早起源。 百余年前，汾酒是畅销中外的中国名酒 汾酒从“旧时王谢”飞入“寻常百姓家”，可能要再往后细数百年。历经宋、元、明、清几代传承与发展，汾酒确立了“清蒸二次清”，“固态地缸分离发酵”的酿造工艺，也就是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 依靠这一技术，汾酒人酿造出了在1915年一举夺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国际甲等大奖章的山西汾酒。由此，汾酒声名从中国传至海外，再次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名酒时代。 在1952年的第一届全国评酒会上，经过上层人物钟爱、解放前全国市场及百姓口碑、风格纯正和品质稳定性及悠久传奇的历史文化等“四大影响力”考核，汾酒成功被评为四大名酒之一。而后，在历届中国名酒评比中，汾酒均蝉联该称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 从1952年至今，逐步累积的市场口碑、经久不变的酿造工艺、愈加深厚的历史底蕴，不断为汾酒的发展筑起了牢固的护城河，让汾酒成为一代又一代消费者心中无可替代的存在。 这个春节，汾酒希望借助一场“大家都爱汾酒”的互动活动，号召消费者勇敢示爱，积极讲述属于自己与汾酒的故事、热爱汾酒的理由，希望以此拉近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共同创造出属于彼此的新春回忆。 关于汾酒，你又有着怎样的记忆呢？(来源：中国新闻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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